2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市場監管總局、銀保監會、證監會印發《金融標準化“十四五”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提出“穩妥推進法定數字貨幣標準研制”，助力提升我國數字貨幣及支付體系的安全性、便捷性、先進性，更好支持我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標志著，自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法定數字貨幣研究小組以來，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經歷了研究開發、試點測試后，進入標準研制的新階段。

研制法定數字貨幣標準意義重大

為順應數字經濟發展趨勢，世界主要大國都在積極探索法定數字貨幣的發展和應用，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在研發和試點應用領域暫時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伴隨著法定數字貨幣正從理論走向現實，法定數字貨幣標準的研究制定和有序推出關系著我國的貨幣主權、金融安全、經濟高質量發展等重大戰略問題。

一是應對國際金融競爭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對全球65個主要國家或經濟體的中央銀行的調查顯示，截至2020年底，約86%的央行已開展法定數字貨幣研究，62%的央行已將法定數字貨幣推進至實證階段，包括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在內的全球主要央行紛紛公布了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相關計劃或進行了初步測試，各國央行圍繞法定數字貨幣的標準和話語權展開激烈競爭。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無論是出于保衛我國貨幣主權還是維護國內金融安全的目的，都十分必要率先推出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加快占據國際金融競爭前沿高地，構建與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相匹配的貨幣與金融國際話語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良好貨幣與金融條件。

二是防范重大金融風險的需要。比特幣問世以來，各種所謂的“數字貨幣”層出不窮，目前加密貨幣市場的總價值超過2萬億美元,與私人投資目的持有的黃金數量幾乎持平。盡管各類“數字貨幣”技術標準、應用領域和發展路徑各有不同，但都以“金融民主化”“去中心化”“抵御央行濫發貨幣風險”等概念搶占市場，甚至宣稱要“全面發揮貨幣職能”“替代現有法定貨幣”。這些所謂的“數字貨幣”雖然在特定市場有一定的交易優勢和持有需求，但與主權貨幣相比明顯缺乏價值支撐，價格波動劇烈，大多數用于市場投機、非法經濟活動支付等用途，給各國支付清算體系建設、金融市場發展、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乃至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等帶來巨大風險和挑戰。我國通過明確法定數字貨幣的相關標準和規范，一方面可以讓各類數字貨幣“李鬼”們加快現形，有效限制其用途及造成的危害，防范相關金融經濟風險，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基于法定數字貨幣進行“再創新”，提升數字貨幣運行效率，更好發揮數字貨幣功能。

三是金融服務數字經濟發展的需要。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科技快速發展，數字經濟新模式與新業態層出不窮，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據統計，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已經達到38.6%，其增速是GDP增速的3倍多。未來，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對法定數字貨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基于法定數字貨幣的數字金融是數字經濟中最具增長潛力的組成部分之一，與傳統金融業務相比，基于法定數字貨幣的數字金融業務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客戶觸達性更強、風險得到更好防控，創新發展空間十分巨大；另一方面法定數字貨幣是推動金融更好服務數字經濟的重要工具，利用法定數字貨幣的支付即結算、可編程性等特點，基于法定數字貨幣的數字金融業務與數字經濟的易得性、便捷性、敏捷性、通用性、無接觸、多元化等特征相吻合，貨幣資金流動與數字經濟下的商品貨物流動相互耦合，從而為數字經濟發展創造更便利的投融資環境。我國推進法定數字貨幣標準研制，將有力支撐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和高質量發展，進而推進金融更好服務數字經濟、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構建法定數字貨幣標準“三大支柱”

《規劃》還明確了我國法定數字貨幣標準研制的重點內容，包括探索建立完善法定數字貨幣基礎架構標準，研究制定法定數字貨幣信息安全標準，研究制定法定數字貨幣業務和應用標準，研究制定法定數字貨幣技術標準，研究制定法定數字貨幣基礎數據元標準，研究制定法定數字貨幣終端技術標準，研究制定法定數字貨幣評估檢測標準等。

綜合來看，技術標準、應用標準以及標準國際化構成了我國建設法定數字貨幣標準的“三大支柱”。

一是技術標準。法定數字貨幣相對傳統法定貨幣的科技創新屬性非常突出，法定數字貨幣的易得性、便捷性、安全性、穩定性等特征都需要技術的創新應用來實現。同時，法定數字貨幣的技術路線選擇又是一個長期演進、持續迭代、動態升級的過程。研究制定開放的法定數字貨幣技術標準和嚴格的技術評估淘汰機制，始終保持對未來技術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圍繞法定數字貨幣的發展目標和功能實現，不斷淘汰過時的舊技術或者不安全、不穩定的技術，持續引進應用先進技術和更加穩定的技術，確保法定數字貨幣技術國際領先性和安全可靠性。

二是應用標準。法定數字貨幣的生命力在于應用，這包括了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回籠以及基于法定數字貨幣的借貸、投資、擔保等金融業務創新。比如，法定數字貨幣可以通過加載智能合約，在觸達事先設定條件的情況下實現自動支付交易，排除人為因素，可以大幅提升金融效率和風控水平。但是，法定數字貨幣并不能消除金融風險，在法定數字貨幣環境下，無序擴大貨幣發行和金融交易規模也會帶來金融風險和巨大損失。研究制定法定數字貨幣及相關數字金融業務的標準，不斷探索和確立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流通、金融業務交易等各個環節的標準化流程，構建法定數字貨幣業務和應用“紅綠燈”監管模式，推進法定數字貨幣業務健康發展。

三是標準國際化。法定數字貨幣跨境支付涉及貨幣主權、外匯管理政策、匯兌制度安排和監管合規合作等眾多復雜問題，迫切需要加強國際交流合作來解決。研究我國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在跨境支付領域的適用性，積極參與法定數字貨幣國際標準化活動，吸收借鑒和接軌先進國際標準，推動“中國標準”受到國際廣泛認可和全面使用，助力數字人民幣跨境使用和人民幣國際化。

積極穩妥研制法定數字貨幣標準

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建設是一項開創性事業，也是一項系統工程，要積極構建各主體多元參與、協同聯動的建設機制，不斷提升我國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建設水平和國際競爭力、話語權。

一是做好頂層設計。進一步強化法定數字貨幣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從法定數字貨幣的功能發揮、技術先進、安全可靠、綠色普惠、國際影響力提升等發展目標出發，順應國際局勢、市場環境、數字技術的新變化、新特點，加強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建設的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全面推進法定數字貨幣技術、數據、設備、業務、應用、監管等標準研制，強化各項標準之間的相互接軌和融合，充分發揮標準建設對法定數字貨幣發展的引領和促進作用。

二是擴大市場參與。一方面，要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科創企業等市場主體參與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制定的積極性主動性，鼓勵金融機構及相關企業依托業務開展、技術研發豐富經驗提出標準化建設的合理建議，把經過大量實踐證明的優秀企業經營管理標準上升為國家標準；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執行-反饋-優化”標準制定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及相關企業在標準執行中不斷提出問題和改進建議，不斷提升標準化建設水平。

三是發揮試點作用。鼓勵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等有條件的地區利用“監管沙盒”等機制，發揮市場活躍、技術領先等優勢，率先探索建設法定數字貨幣技術、業務和應用等相關標準，在小范圍試行成功后，面向全國推廣，鼓勵跨區域交流合作，在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建設領域形成標桿示范、以點帶面的良好局面。

四是加強國際合作。發揮我國在法定數字貨幣上的先發優勢、技術優勢、市場優勢等，借鑒和接軌國際成熟金融標準，持續推進我國牽頭的國際標準研制，面向“一帶一路”及全球輸出先進技術和中國標準，推動更多中國標準上升為國際通行標準，以標準國際化建設推動建立跨國界的法定數字貨幣匯兌安排、支付通道及監管合作機制，大力提升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和金融業的國際話語權和競爭力。

（作者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發展與國資國企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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