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提示，全文近一萬兩千字，閱讀需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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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疫情之下，央行數字貨幣引起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廣泛關注。中國人民銀行近期決定在全國28個省市(區域)試點數字人民幣，更是吸引了全球央行的矚目。2020年8月24日，國際清算銀行發表由RaphaelAuer,Giulio Cornelli以及Jon Frost共同撰寫的題為《央行數字貨幣的崛起：動因、方法及技術》工作報告。

       報告認為，央行數字貨幣將極大改變人類未來的支付及生活方式，而在眾多央行數字貨幣技術選擇中，混合型及中介型的央行數字貨幣是各國央行數字貨幣技術架構的共同選擇。而在全球諸多經濟體中，中國人民銀行的數字貨幣電子支付走在全球最前列，同時，報告呼吁全國各國央行相互借鑒彼此經驗，以進一步提高國內支付及跨境支付的效率以及增強支付領域的金融系統穩定。

        本文對于國內理解央行數字貨幣崛起的歷程、動因、現狀、技術選擇、典型央行數字貨幣的主要特征以及以上因素的跨國比較具有借鑒意義。為此，本人翻譯了該文，譯時略有刪節，全文近一萬兩千字，僅供交流。

　　摘要

　　央行數字貨幣(CBDC)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更多的關注。然而，各國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動機不同，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也不同。我們調查了CBDC發展的經濟和制度驅動因素，并評估技術設計。我們根據央行的講話和技術報告，建立了一個關于CBDC發行的技術方法和政策立場的綜合數據庫。大多數CBDC項目大都存在于創新能力很強的數字化經濟體中。在非正規經濟規模較大的地方，零售CBDC的發展的更快。接下來，我們對CBDC的技術設計進行評估。越來越多的央行正在考慮零售CBDC架構，在這種架構中，CBDC對央行是與現金類似的直接債權，但私營部門處理所有面向客戶的交易活動。最后，我們深入描述了中國、瑞典和加拿大央行的三種不同的CBDC設計方法。

　　關鍵詞：央行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 分布式賬本技術

　　一、引言

　　幾個世紀以來，一波又一波的新支付技術應運而生，以滿足社會需求。硬幣、紙幣、支票和信用卡都是各自時代的創新(Giannini(2011))。今天，人們越來越多地討論一種新的支付技術：央行數字貨幣(CBDC)。作為中央銀行的數字負債，批發CBDC可能成為金融機構之間結算的新工具，而零售(或一般用途)CBDC將成為所有人都可以獲得的中央銀行負債。

　　雖然CBDC的概念是幾十年前提出的(即托賓(1987))，但在過去的一年里，人們對中央銀行是否應該發行CBDC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最初，央行關注的是系統性影響(Barontini和Holden(2019年))。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為應對一些國家現金使用量下降的需要凸顯出來，一些央行對發行CBDC的想法變得積極起來。一個轉折點是Facebook的天秤座幣(Libra)的宣布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監管部門回應。截至2019年末，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央行報告說，它們可能很快就會發行CBDC(Boar等人(2020年))。同樣，可能在中期(一至六年內)發行零售CBDC的央行(按數量計算)的份額在2019年翻了一番，達到20%。與此同時，約有80%的受訪中央銀行正在進行CBDC的研究、試驗或開發。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社會疏離措施、公眾對現金可能傳播新冠肺炎病毒的擔憂以及政府對加快個人支付進一步向數字支付轉變的努力，可能進一步推動CBDC的發展(見Auer等人(2020))。

　　因此，CBDC吸引了全球的關注。盡管如此，還沒有哪個主要法域決定發行零售CBDC，還有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在越來越多的關于CBDC的文獻中，討論集中在幾個基本方面。一個是央行應該如何創造貨幣，以及CBDC在這一背景下是否可取(Keister和Sanches(2019年)，Jackson和Pennacchi(2019年)，Kim和Kang(2019年)，Armelius等人(2020))。另一個領域是CBDC的系統影響以及如何應對它們(Brunnermeier和Niepelt(2019年)、Fernández-Villaverde等人(2020)、Kwan等人(2020)、Carletti等人(2020))。還有一些工作涉及政策設計框架(Dvoodalhosseini和Rivadeneyra(2020年)、Agur等人(2019年)、Allen等人(2020年))、它們對跨國支付的影響(米爾考(2019年))、對貨幣國際作用的影響(法拉利等人(2020年)以及貨幣發行的法律問題(赫斯(2020年)、杜克(2020年)、納比盧(2020年)、貝爾克和貝雷塔(2019年))。

　　最后，零售CBDC的技術設計及其與私營部門方案之間的激烈競爭(見Auer和B?hme(2020)、Klein等人(2020)、Clark和Mihailov(2019年)、Brunnermeier等人(2019年)和Vives(2019年))。批發CBDC的發行爭議要小得多(見Bech等人(2020)和Pfister(2020))。

　　在研究和政策領域(BIS(2020))的激烈討論中，以及早期的開發努力中，本研究分析了CBDC項目的經濟和制度驅動因素，從而揭示了CBDC的最終動機。下一步是了解各種項目的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并尋找各國之間的共性和差異。

　　本文旨在回答的問題是：發行CBDC的經濟和制度驅動因素是什么?各國央行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所尋求的技術解決方案是什么?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基于央行研發項目開發了一個新的CBDC項目指數。然后，我們對正在調查和試點CBDC的國家的共同因素進行實證調查。我們發現，更高的手機使用率(衡量一個經濟體整體數字化的指標)和更高的創新能力與一個國家目前正在研究或開發CBDC的可能性呈正相關。零售CBDC更有可能出現在非正規經濟規模較大的法域，而批發CBDC在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經濟體中發展更快。

　　接下來，我們遵循Auer和B?hme(2020)的分類法，研究CBDC技術設計的四個特征。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央行正在考慮“混合”(Hybrid)或“中間”(Intermediated)架構，在這種架構中，CBDC是對中央銀行的類似現金的直接債權，但私營部門管理著面向客戶的業務活動。只有一小部分法域正在考慮讓央行在面向客戶的支付方面承擔重要操作角色的設計。沒有一家央行報告支持對央行有間接債權的設計(稱為“間接”(Indirect)或“合成”(Synthetic)CBDC架構)。

　　雖然許多央行同時考慮多種技術選擇，但目前的概念驗證往往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DLT)，而不是傳統的技術基礎設施。然而，訪問框架傾向于基于帳戶識別(accountidentification)，而不是允許基于代券(token-based)的完全匿名訪問。大多數CBDC項目都聚焦于本國國內場景。我們考察了這些CBDC的特點如何相互契合，以及其人口的獨特經濟結構和偏好。

　　最后，我們發現，每個法域的具體情況對研究和發展CBDC所采取的政策方法也很重要。根據公開報道和對各央行專家的深入采訪，我們描述了三種先進的方法：中國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s，DC/EP)、瑞典的電子克朗(e-krona)和加拿大銀行的CBDC應急計劃(CBDC contingency plan)。雖然這些項目都是根據本國情況量身定做的，但對其他法域也有借鑒意義。

　　論文的其余部分結構如下：第二節介紹了當前CBDC的研究和開發工作。第三部分對CBDC項目的發展動因進行了實證分析。第四部分討論了政策途徑和技術設計。它總結了CBDC項目的四個特征，并將這些特征與經濟指標聯系起來。第五節討論三個具體的CBDC項目。第六部分總結了政策啟示以及未來研究的途徑。

　　二、CBDC發展綜述

　　多年來，世界各國央行一直在研究數字貨幣的概念和設計。早在2014年，厄瓜多爾中央銀行就推出了一個名為“Dineo electróNico”(電子貨幣)的項目，允許個人通過中央銀行運營的系統進行移動支付(巴倫西亞(2015))。然而，該系統未能吸引大量用戶，并于2016年停止運營(White(2018))。

　　與此同時，隨著比特幣和分布式賬本技術(DLT)的日益普及，多家央行已經啟動了內部研究項目，以更好地了解DLT及其對貨幣的潛在應用。在荷蘭，荷蘭銀行(“de Nederlandsche Bank”，DNB)從2015年開始用一種被稱為Dukaton的基于DLT的貨幣(DNB(2018))進行內部實驗。這是以Dukaat命名的，Dukaat是16世紀荷蘭從西班牙獨立時使用的金幣。英格蘭銀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加拿大銀行和其他機構大約也在這個時候進行了類似的內部實驗。他們普遍得出結論認為，DLT還不夠成熟，不能在主要央行支付系統中使用(見英格蘭銀行(2017))。2016年3月，英國央行副行長率先對CBDC的廣泛影響進行了反思(布羅德本特(2016))，隨后許多政策制定者的演講都與CBDC及其對中央銀行和社會的影響相關。

　　從2016年開始，多家央行啟動了針對特定目的的數字貨幣研究項目。加拿大銀行于2016年初啟動了Jasper項目(以艾伯塔省Jasper國家公園命名)，并于次年發布了關于該工作的第一份報告(加拿大銀行(2017))。該項目最初側重于DLT，用于結算大額銀行間支付。新加坡金管局在2016年的新加坡金融科技盛典上推出了自己的烏賓項目(Project Ubin，以烏濱島命名，(2016年))。這也集中在銀行間支付上，特別是在DLT上以代券形式代表新加坡元。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于2017年1月推出了LionRock項目(以香港的一座山命名)。歐洲中央銀行(ECB)和日本銀行在2017年啟動了已知的第一個兩家中央銀行在CBDC上的合作范例，星云項目(Stella)，重點是跨境支付(ECB-日本銀行(2017))。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泰國的貨幣當局也宣布了關于批發CBDC的跨境工作項目(SAMA-UAECB(2019年);BOT-HKMA(2020))。

　　第一個公開宣布的關于零售CBDC的工作是由瑞典央行(Sveriges Riksbank(2017))進行的。在瑞典，近年來現金使用量一直在下降，瑞典央行發起了一場關于普通公眾獲得央行支付工具的公共討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e-克朗”項目得到了進一步發展。2020年2月，瑞典央行宣布將與埃森哲進行一個試點項目，旨在制定電子克朗技術的解決方案(瑞典央行(Sveriges Riksbank，2020);見第四節)。雖然宣布的時間稍晚，但目前最先進的CBDC項目可能是中國人民銀行(PBC)的項目。這種CBDC被稱為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C/EP)，目前正在中國四個城市進行試點(見第四節)。DC/EP將是中國人民銀行的一種類似現金的中央銀行負債，通過基于賬戶的界面向普通公眾和在中國的外國游客提供。

　　與此同時，加拿大銀行宣布，目前其認為沒有必要發行零售CBDC，但它正在開展零售CBDC的工作，作為一種應急計劃，以防現金使用量突然下降或私人數字貨幣被廣泛采用(見第四節)。東加勒比海中央銀行(ECCB)推出了名為DXCD(ECCB(2019))的試點項目，巴哈馬央行推出了名為沙元(SandDollar，CBB(2019))的試點項目。

　　截至2020年7月中旬，至少有36家央行發布了零售或批發CBDC計劃。至少有三個國家(厄瓜多爾、烏克蘭和烏拉圭)完成了零售CBDC試點。6個零售CBDC試點正在進行中：巴哈馬、柬埔寨(博馬卡拉(2019年))、中國、東加勒比海貨幣聯盟、韓國(韓國銀行(2020))和瑞典。與此同時，18家中央銀行發布了關于零售CBDC的研究(例如Harahap等人(2017年)、Burgos和Batavia(2018年)、Kiselev(2019年)和日本銀行(2020))，另有13家央行宣布了批發CBDC的研究或開發工作。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央行行長和央行高管就CBDC發表了公開講話。2017年和2018年，其中許多人持負面或不屑一顧的立場，特別是對零售CBDC。自2018年末以來，演講中積極提及零售和批發CBDC的次數有所上升，實際上現在積極立場的演講多于消極立場的演講。

　　這類工作的動機因法域而異。根據2019年末國際清算銀行支付和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對各國央行的調查，Boar等人(2020)發現，在發達經濟體(AE)，央行正在研究CBDC，以提高安全性和穩健性，或提高國內支付效率。對金融穩定的擔憂也可能是研發工作的重要推動因素。特別是在新興市場經濟體(EME)，金融普惠是一個重要的動機。

　　最近，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加速了某些法域的CBDC工作。例如，在美國，國會關于財政刺激的法案的早期版本包括提及“數字美元”作為一種快速執行政府對個人支付的手段，作為信貸轉移和緩慢而昂貴的支票的替代方案(Brett(2020))。與此同時，美聯儲繼續對零售CBDC進行研究(Brainard(2020))。在荷蘭，中央銀行強調，大流行強調了私人資金備份的必要性(DNB(2020))。在中國，新CBDC的試點測試與逐步取消與大流行相關的流動限制不謀而合。在瑞典，即使在央行采取危機管理措施的情況下，e-克朗項目的測試仍在繼續。

　　應該指出的是，零售支付行為表現出很大的慣性。例如，Brown等人(2020)發現，更方便的支付方式的外生引入只能導致現金支付份額的平均適度減少。Arifovic等人(2017)用實證驗證了費用如何影響買賣雙方的行為，最終影響了一種新的支付方式。然而，當行為改變時，他們通常會相當持久地這樣做。同樣，新冠肺炎危機導致的支付行為改變，比如更多地使用數字支付，可能會在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CBDC發展動因的跨國比較

　　若干全球事態發展——包括商業數字化、私人數字貨幣的崛起以及對現金可能傳播新冠肺炎病毒的擔憂——增加了人們對CBDC的興趣。然而，CBDC發行的經濟和制度動因因國家而異。

　　通過對175個法域的觀察，這包括一些屬于貨幣聯盟的司法域。我們發現，CBDC發展與更高的移動和互聯網使用率、更高的創新能力以及更高的政府效率密切相關。其次，當談到那些可能影響CBDC需求的因素時，我們發現，CBDC項目在人均GDP、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方發展更快。再次，零售CBDC在創新能力高、非正規經濟規模較大的法域發展更快。批發CBDC與金融發展呈正相關，這可以反映這類項目的重點在于提高批發結算的效率，或者說，與貿易開放有聯系，很多批發CBDC項目都聚焦于跨境維度。

　　四、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確定，CBDC更有可能在移動使用率、創新能力更強的法域研發，零售和批發CBDC之間存在一些差異。我們還注意到，CBDC項目在各國的經濟和制度動機、政策方法和技術設計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們只關注樣本中的30個零售CBDC項目。我們探討了零售CBDC項目的四個關鍵技術特征，以及與其使用相關的經濟和制度因素。

　　(一)框架：CBDC金字塔

　　CBDC的設計方法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這要求我們提煉出主要的設計選擇和各國方法的不同維度。對設計方法進行分類的一種方法是“CBDC金字塔”(CBDC Pyramid，參見Auer和B?hme(2020))。這種方法從零售CBDC可以解決的消費者需求出發，確定相關的技術設計權衡，然后得出最終設計選擇。設計選擇方案形成了一個層次結構，其中較低的初始層表示提供給后續較高級別決策的設計決策范圍。

　　第一個技術選擇，也是基礎性的設計選擇是架構，即中央銀行和私人中介機構在CBDC中扮演的角色。中介機構可能會遇到技術困難或償付能力問題。CBDC不應受到此類故障的影響。然而，支付中介機構向消費者提供有價值的服務，這些服務是確保與今天的支付一樣的便利、創新和效率所必需的。體系結構需要平衡這兩個問題。

　　我們對Auer和B?hme(2020)的分析進行了擴充，將CBDC設計的各種技術建議分類為四種不同的CBDC體系結構。這些體系結構在法律權利結構和央行保存的記錄上有所不同。它們是：

　　直接CBDC——由央行運營的支付系統，提供零售服務。CBDC是對中央銀行的直接債權。中央銀行維護所有交易的分類賬，并執行零售支付。

　　混合CBDC——在兩大支柱上運行的中間解決方案。中介機構處理零售支付，但CBDC是對央行的直接債權，央行還保留所有交易的中央分類賬，并運營備用技術基礎設施，使其能夠在中介機構倒閉時重新啟動支付系統。

　　中介CBDC——類似于混合型CBDC的架構，但中央銀行只維護一個批發分類賬，而不是所有零售交易的中央分類賬。同樣，CBDC是對央行的債權，私人中介機構執行支付。出于本文的目的，該模式將與混合CBDC一起考慮。

　　除了這三種公認的通用CBDC架構外，另一種方法是通過金融中介間接提供零售CBDC。我們注意到，由于這一架構不允許消費者直接使用中央銀行的資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中央銀行都承認這種架構是通用的CBDC架構。

　　間接或合成CBDC——由類似于狹義支付銀行的中介機構運營的支付系統。消費者對這些中介機構有債權，這些中介機構經營著所有的零售支付。這些中介機構需要完全支持對中央銀行有債權的零售客戶的所有債務。

　　第二個技術設計選擇與基礎設施有關。CBDC必須確保不受中央銀行運營中斷的影響。基礎設施可以基于傳統的集中式數據庫，也可以基于DLT。這些技術在效率和單點故障保護程度上有所不同。DLT通常旨在用對底層技術的信任來取代對金融中介的信任。Calle和Eidan(2020)詳細描述了其中的一些概念驗證。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嘗試DLT的中央銀行都使用許可型的DLT，運營商可以決定誰可以進入這個網絡。在這項研究中覆蓋的中央銀行中，沒有一家央行冒險使用非許可型的DLT，就像比特幣和許多其他私人加密貨幣所使用的那樣。

　　第三個選擇涉及消費者如何使用CBDC，也就是CBDC的準入(access)問題。基于賬戶的CBDC與身份驗證捆綁在一起，該方案可以作為良好運作的支付的基礎。然而，對于一個特定目標群體來說，可能因此而難以獲得準入：即沒有銀行賬戶的人和依賴現金的個人。另一種選擇是以所謂的數字代券為準入基礎。這允許基于價值的支付選擇，例如可以實現實物和數字兌換的預付型CBDC。然而，這也帶來了新的非法活動和造價風險。

　　與國內使用準入框架密切相關的CBDC跨境支付應用是第四個技術設計選擇，這涉及CBDC設計中的零售和批發的互聯，以及居民和非居民的使用準入。基于代券的國內準入自然對任何人開放，包括非居民。

　　在我們樣本中覆蓋的零售CBDC項目中，我們發現架構、基礎設施、準入和跨境(零售或批發)互連的方法多種多樣。在架構方面，我們發現有四家央行正在考慮直接模式(通常是為了增強金融普惠)。有七家央行正在考慮混合或中間選項(在某些情況下與直接選項一起)，還有一個更多的央行尚未指定架構。這項研究中沒有一份報告表明，有任何一家央行央行考慮使用間接/合成架構。

　　關于基礎設施，我們發現有七家央行在DLT上運行其原型，三家采用傳統技術，一家同時考慮兩者(Shah et a(2020))。然而，這些基礎設施選擇通常是針對首次概念驗證或試點。只有時間才能證明，大規模設計是否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在準入方法中，基于賬戶的準入似乎是迄今為止最常見的，六家央行顯然傾向于基于賬戶的準入，另外兩家同時考慮基于賬戶和代券的接入。最后，雖然我們樣本中的大多數項目都聚焦于國內使用，但有幾個項目——由歐洲央行、法國、西班牙和荷蘭央行建設——則專注于多國貨幣區成員國間的跨境使用。

　　(二)技術設計的驅動力

　　中央銀行根據其法域內的獨特需要選擇CBDC的不同特征，但各國之間可能仍有共同的特點。

　　對于架構，人們可能會認為，在欠發達或金融普惠較低的經濟體中，直接或混合以及中介型架構選擇的可能性更大。事實上，我們發現的情況正好相反：可能是由于北歐國家、加拿大和中國的影響，我們發現收入較高的法域更有可能選擇直接或混合和中介架構——至少在迄今的研究工作中是這樣，這些法域擁有更多的賬戶準入和更高的政府效率。欠發達國家通常沒有具體說明他們選擇的架構。

　　關于基礎設施，我們預計DLT——最初旨在取代受信任的中介機構——在當局被認為效率較低的法域更具吸引力。這一差異在統計上并不顯著。一些央行確實明確指出，DLT在使用中央發行系統時沒有根本優勢(NBU(2019年))。另一方面，研究或試行DLT的國家比研究或試行傳統架構的國家更依賴外匯收入。

　　五、CBDC設計方法：三個實例

　　在上述分析中，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對CBDC發展的驅動因素以及每個法域的經濟和制度特征如何影響CBDC技術設計選擇進行了研究。每個法域的具體情況對各自CBDC發展所采取的政策方法也很重要。我們認為，各國央行相互借鑒彼此的做法可能會有很大的價值，為此，我們描述了三種獨特的CBDC技術方法，亞洲、北美和歐洲各一種。即中國人民銀行的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C/EP)項目;瑞典瑞典央行的e-克朗;以及加拿大銀行作為應急計劃在CBDC上的工作。

　　(一)中國人民銀行：DC/EP項目(試行階段)

　　在目前所有的CBDC項目中，中國人民銀行(PBC)的項目處于最高的發展階段。CBDC在中國的發展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2014年。2019年末，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對零售CBDC——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DC/EP)項目進行試點研究。2020年4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發言人證實，目前正在深圳、蘇州、成都、雄安和北京“2022年冬奧會辦公區”等幾個城市進行試點運行。

　　在中國，引入CBDC應該放在高度數字化的經濟和私人數字支付服務廣泛使用的背景下看待。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第二大經濟體引入CBDC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除了為在線交易提供方便外，CBDC還將為目前移動支付雙頭壟斷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帶來更多的多樣性，這兩家公司總共控制著移動支付市場94%的份額(金融穩定委員會，2019年)。如果決定超越目前的試點階段，DC/EP將成為M0的補充，M0包括紙幣和硬幣，以及央行存托賬戶。它并不打算完全取代實物現金。

　　下圖描述了基于CBDC金字塔的DC/EP的主要設計特征。目前DC/EP試點的架構完全是“混合CBDC”模式：它的特點是CBDC是對中國人民銀行享有直接債權，但準入和實時支付服務是由中介機構(稱為“授權運營商”)運營的。中央銀行定期接收和存儲零售持有量和交易的副本。

　　范(2020)強調，中國人民銀行的角色是提供核心基礎設施，而商業銀行、其他支付服務提供商和電信等中介機構將為公眾提供服務。鑒于現有的IT基礎設施、處理能力和中介機構的員工能力，這種方法防止了風險集中在中央銀行，防止了現有金融機構的去中介化，防止了資源的重復或浪費。

　　DC/EP基礎設施的主干將是傳統數據庫和DLT的混合系統。然而，PBC強調，DLT對于如此大規模的應用來說還不夠成熟。要結算交易，任何系統都必須能夠容納每秒300,000筆交易(TPS)，以容納中國的大型零售交易。

　　PBC不要求中介機構使用任何特定的基礎設施或任何特定的技術路徑。但是，對于交易記錄和對賬，可以使用DLT。金融中介機構將繼續負責了解客戶(KYC)的核查義務和零售服務。盡管如此，CBDC將是對以人民幣計價的央行的直接債權。

　　在準入方面，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使用基于價值、半基于賬戶以及基于賬戶的混合支付工具。身份將基于“松散耦合的賬戶鏈接”，這樣用戶可以在日常交易中匿名使用DC/EP，但“運營機構應及時通過異步傳輸向中央銀行提交交易數據”(Fan(2020))。這將確保用戶之間保持匿名，但允許央行“跟蹤必要的數據，以實施審慎監管，打擊洗錢和其他刑事犯罪，并減輕商業銀行的工作量”(Fan(2020))。

　　錢包基于多種形式的身份識別(ID)，并不是所有的身份識別形式都需要包括姓名和其他個人信息。特別是，它們可以容納中介機構的代幣或賬戶，并允許個人決定是否連接到銀行賬戶。為了適應不同級別的用戶匿名和準入，根據“了解你的客戶”(KYC)級別的強弱，將有幾個級別不同的數字錢包，與更高的交易限制相關的更強的KYC要求。限制通常會與現有的紙幣和硬幣使用規則掛鉤;不過，細節尚未確定。

　　最后，在國際聯網方面，DC/EP會連接現有的零售及批發系統，包括即時支付結算系統。DC/EP的主要目標是國內零售使用。盡管如此，如果能夠與外國法域達成諒解，非居民(例如游客和商務旅行者)可以使用入門級錢包的外國手機號碼使用DC/EP。PBC將努力確保持續遵守相關的反洗錢/反恐怖融資規則。

　　展望未來，DC/EP可能被用于與外國各方進行的人民幣發票貿易，但這仍有待與其他央行和實體的磋商。隨著概念驗證的完成和試點的進行，已經奠定了基礎：初步測試涉及商業銀行、支付服務提供商和其他私營部門機構。所有獲授權的運營商均已制訂類似“沙盒”模式的退出計劃，作為試驗計劃的一部分，以確保該過程是可逆的。確切的啟動日期尚不清楚。在國際討論中，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指出，跨國協調有助于確保跨境標準的一致性。會議提到CPMI和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等論壇是與其他央行、監管機構和公共監管當局合作的合適平臺。

　　(二)瑞典央行：電子克朗項目

　　另一個先進的CBDC項目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央銀行Sveriges Riksbank的項目。在另一個高度數字化的經濟體瑞典，現金使用量多年來一直在下降，以至于越來越多的商店根本不再接受現金。瑞典央行注意到其經濟正在見證“全球最大和最快的現金下降”(2019年)，因此處于討論發行CBDC可能性的全球前沿(見Skingsley(2016);Ingves(2017))。

　　瑞典央行——與其他中央銀行一樣——研究了幾種技術和方法(Sveriges Riksbank，2017)。目前，它正在進行電子克朗項目的概念驗證。同樣，CBDC的目的是作為現金的補充，而不是替代現金。

　　目前瑞典央行的概念驗證架構是混合型CBDC。關于具體的設計，瑞典央行的研究人員Armelius等人(2020)指出，正在進行的試點是一個“在任何給定時刻流通的所有電子克朗的分散數據庫，瑞典銀行在完成之前對所有交易進行核實。”他們將此歸類為“有中介的分散解決方案”，并指出，這種設計將要求瑞典央行“在一個或幾個中介倒閉時提供應急解決方案，以防止出現大量最終用戶無法支付電子克朗的情況”。

　　架構和技術實現基于DLT。由于概念驗證的性質，所有這些目前都在瑞典央行及其技術合作伙伴的控制之下。

　　當談到準入技術時，瑞典央行試點中的CBDC是基于賬戶的，但也考慮了基于低價值代券的預付卡的選擇。在正在進行的試點模式中，瑞典央行發行CBDC，但它們存儲在錢包中。

　　對錢包的訪問基于識別錢包的所有者。展望未來，瑞典央行還可能開發出CBDC支付卡，這種支付卡可以直接用于小額支付，而不需要訪問錢包(即基于代券的準入)。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基于賬戶的準入，設計也將使用戶在瑞典央行面前保持匿名。一方面，中介機構對KYC負責，并對每一位CBDC用戶進行持續的盡職調查。另一方面，瑞典銀行只收到關于個人賬戶余額和付款的信息，而沒有關于實際賬戶持有人(即每個賬戶或付款背后的個人或公司)的信息。

　　除了目前的概念驗證之外，還在考慮更廣泛的設計。瑞典央行本身沒有就首選的技術架構發表正式意見，只是說e-克朗將不考慮間接/合成模式。然而，它的研究人員考慮了更詳細的選擇。

　　(三)加拿大銀行：CBDC應急計劃

　　加拿大銀行(BankOf Canada)就數字貨幣主題進行了有效的研究和政策溝通。威爾金斯(2016)是首批支持CBDC的高層政策制定者之一，工作人員的研究很早就在積極研究這一問題及相關問題。

　　盡管起步較早，但加拿大銀行尚未宣城其正在進行零售CBDC試點或概念驗證。取而代之的是，它為加拿大發展CBDC勾勒了一個全面計劃。它還列出了潛在的架構，并通過一系列關于新支付技術的項目積累了相關技術知識，這些項目也是與其他央行合作的。事實上，正如萊恩(2020)在2020年2月指出的那樣：

　　“我們的結論是，目前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發行CBDC。加拿大人將繼續得到現有支付生態系統的良好服務，前提是它是現代化的，并且仍然適合目標[…]。盡管如此，世界變化很快。加拿大央行可以想象我們會考慮發行CBDC的情景，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為加拿大人提供值得信賴的支付方式。“。

　　加拿大銀行特別考慮了(1)減少或完全取消使用實物現金的情況，以及(2)私人加密貨幣或穩定貨幣作為支付手段取得重大進展的情況。為了為這些可能發生的情況做好準備，加拿大銀行正在與利益相關者、大學和公司合作討論和設計CBDC。它還作為CBDC國際工作組的一部分進行國際合作。

　　如果要開發CBDC，設計的總體目標是在可能的范圍內，對加拿大銀行(Bank Of Canada)享有直接債權，以實現類似實物現金的屬性。CBDC不會取代現金，而是被設計為具有韌性和廣泛準入特征的數字貨幣補充。

　　由于總體設計目標足夠明確，加拿大銀行也詳細說明了該體系結構的要素。例如，CBDC將是“以加元向加拿大銀行的直接債權”(Shah等人(2020))，即不采用間接/合成模式。相反，分析說明列出了與“直接CBDC”(加拿大銀行提供整個CBDC支付系統)和“混合CBDC”(加拿大銀行僅發行和贖回CBDC，由私營部門中介機構提供最終用戶服務)或“中間CBDC”(與混合模式相同，加拿大銀行無法獲得零售交易的全部分類賬)相對應的三種潛在架構。也有可能提供一種混合選項，在這種選項中，中介機構執行大部分支付，但加拿大銀行可以直接進行一些符合社會目標的零售支付。后一種做法的目標是既受益于支付中介機構提供的有價值的服務，但同時也提供了一種直接運營的選擇，以服務于普遍獲得服務等公共政策目標。

　　到目前為止，基礎設施的細節尚未詳細說明。加拿大銀行擁有許多基于DLT的新穎概念驗證經驗。然而，它指出，雖然DLT可以作為基礎設施的解決方案，但絕不是必要的。將同時考慮多種技術，并根據性能選出優勝者。

　　將考慮基于帳戶和代券的準入解決方案，可能采用分層：基于匿名代券的選項(包括但不限于儲值卡)將允許用于較小的支付。這可以通過一種低成本的專用通用準入設備(UAD)(Miedea等人(2020))來實現，這可以允許沒有智能手機的用戶使用CBDC。較大規模的購買將需要基于帳戶的訪問權限。至于這種分級的細節，特別是在執行適當的反洗錢/KYC標準時，目前使用現金的執法水平就是一個范本。分層的選擇將使反洗錢和相關問題不會比目前的情況更嚴重。

　　在零售互聯方面，雖然CBDC的聚焦于國內使用，但基于代券的CBDC的選擇自然使游客和其他非居民能夠使用該系統進行低價值(小額)支付。同樣，該系統的總體設計將使有關國際使用和規避外國資本管制的問題不會比目前以現金為基礎的系統更嚴重。

　　在批發連接方面，加拿大銀行將確保CBDC與所有其他支付手段的互操作性，以便它可以與銀行存款和現金自由兌換。CBDC還將直接連接到處理批發支付的大額資金轉移系統。由于與國內支付系統的有效廣泛連接，這些系統與國外支付系統的所有聯系也將得到保證。

　　六、結論

　　本文考察了央行數字貨幣的崛起，這是一種新的支付技術，可能很快就會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推出。研究表明，CBDC在手機使用率和創新能力較高的法域發展的更快。特別是零售CBDC更有可能出現在非正規經濟規模較大的地方，而批發CBDC在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經濟體中發展的更好。我們還注意到，CBDC項目在各國的發展動因和技術設計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許多央行都在追求CBDC是對央行的直接債權，但與私人中介機構合作的模式。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些差異，我們論述了三個先進的案例，即中國人民銀行、瑞典瑞典銀行和加拿大銀行的案例。

　　鑒于CBDC的新穎性，以及對CBDCD的性質和提供的“從無到有”思考的范圍，各國的做法自然會根據各自經濟情況和優先事項而有所不同。在數字支付已經非常先進，現金使用正在下降的國家，中央銀行可能會特別予以回應，以確保公共部門提供的支付手段的持續可用性。在數字支付普及率較低的國家，金融普惠可能是一個重要的驅動因素。架構、基礎設施、準入和互聯的選擇將根據當地情況具體而定。

　　然而，我們的研究也顯示了一些關鍵的共同特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調查的CBDC的設計都不是為了取代現金;所有的設計都是為了補充現金。大多數仍涉及中介機構的強大作用——盡管可能與央行直接提供一些服務相伴隨。所有的設計都沒有采用間接模式，在這種模式下，CBDC是對中介機構的債權，而不是對中央銀行的債權。我們認為，通過分享有關驅動因素、方法和技術的信息，中央銀行可以相互借鑒，從而促進這一領域的國際政策合作。

　　展望未來，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突顯了獲得多樣化支付手段的價值，任何支付方式都需要像現金一樣具有普惠性和抵御廣泛威脅的韌性(見Auer等人(2020年))。雖然很難預測未來的挑戰范圍，但各國央行將繼續著眼長遠，仔細考慮CBDC在一系列潛在未來情景中的作用。